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闭关政策破产，大量洋货输入，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致使中国经济逐渐向半殖民地演变。到了民国初年，青田、文成、永嘉等浙南山区县，人口大增，农耕地已不敷所需，“地狭人稠”的矛盾到了极限，人民生活举步维艰，迫切地寻求谋生出路，从而驱动着文成人向外延伸拓展。

根据文献资料和调查研究，一般认为，文成华侨发展可归纳为衍生初创、壮大发展、转型升级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时期（1905-1949）是文成华侨海外移民发端期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打落了亚洲第一顶皇冠，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取得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胜利。但很快地被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中国依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经济更加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其间，浙南地区又连续遭遇水旱灾害，温属各县饥民成群，啃食树皮、草根和糠秕，有的甚至饥食观音土果腹毙命。为了生存，贫民逃亡频仍。其中县境有一部分人率先步青田人之后，冒险到海程近、路费省的日本，东南亚地区做苦工。例如，我县华侨肇始地李山和朱雅，都与青田县相毗邻，相距只有2公里。两边劳动人民交往密切，相处无间，互结姻亲。正是这种关系，把他们的生活以至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在青田亲友的带领和影响下，结伴搭伙，哭别了父母妻子，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为人生、事业拼搏。（见下表）①

文成县1911~1919年早期出国华侨统计表（表一）

纵观表（一）县境早期出国的华侨是继1905年胡国恒出国后，又一批移民群体的崛起，他们是文成籍华侨的先驱，若隐若现地打开了文成人口向外流动的大门。因此，这一时期一般认为是文成华侨发轫期。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日本政府和排华势力等采取杀戮和驱赶两大步骤，残酷迫害旅日华工。1923年被杀害的浙南华侨达700余人，被强行遣返回国的浙南华工约2000人。至此，东渡日本谋生的人锐减，移民纷纷转向东南亚地区和欧洲国家。但亚欧两大洲地理上遥远距离使移民费用昂贵，敢于并且能够为此一搏者为数有限，而一大批靠出卖劳动力求生的中国底层平民，不由自主地流向东南亚，一步步艰难的探求着能够以自身之长挤入当地国经济网络的安身立命之地，圆其发家致富的“南洋梦”。例如，玉壶镇垟头村的胡益蒙、光明村的胡从论、胡从作、胡铭墨、胡从治、胡从台等农民都是为了逃避国民政府抽壮丁而连夜逃亡海外的。他们为了拼凑旅费，典当、贱卖家产、田地。其中玉壶李山村农民胡希村，为出国筹资，除向兄弟、亲戚借钱外，又将家里全部水田、山地卖光，最后还将年仅17岁的女儿卖掉，才凑足三百块银元的路费。由此可见，旧社会“积贫积弱”，政府腐败无能，人民苦不堪言。据县侨联1984年侨情调查统计，全县1920~1929年县境出国华侨人数445人；1930~1939年县境移民海外人数为786人，比前10年全县出境人数增长56.6%。这一时期从华侨流向来看，去日本谋生仅48人，东南亚346人，去欧洲各国的华侨增达246人，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下面以玉壶镇光明村1933~1937年全村62人出国的从业情况为例。（见表二）②

  文成县玉壶镇光明村1933-1937年旅欧华侨职业统计表（表二）

从上表数字显示，玉壶镇光明村1933至1937年共有62人移居海外，其中就有58人去欧洲谋生，占这一时期出国人数的93.5%。而从事小商贩行业的华侨占旅欧职业总数的75.86%。为什么文成籍移民跨出国境却如此热衷于两次世界大战主战场的欧洲寻找发展？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欧洲是世界资本主义最早发生、形成的地区，是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欧洲内部人种相同，经济形态和发展水平相近等原因，较早地存在着一体化的倾向和趋势。二是欧洲国与国之间壁垒不森严，人员流动较自由，国境线易跨越。尤其欧洲社会比较开放，政策都比较宽松，排外意识相对不严重。三是欧洲的生活质量、文化水平较高，容纳多元文化。特别对东方工艺、餐饮等外族文化乐于吸纳和欣赏，能为外来人口提供充分的工作机遇。③因此，浙南各县山区农民“旅欧热”持续升温，不断增大移民链，并且形成了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文成县民出国高潮。

正当文成人一拨又一拨出现在东南亚岛屿港口城市时，世居贫困之隅的畲族人民为了改变现状，逃离压迫，也结伴随大潮出国闯荡。他们变卖家中地产，凑足路费，由所谓的“包客”代办，用“藏舱”的办法，走向了东南亚。1936年，玉壶上林乡青坑村民雷成桃、雷成响、雷成坤、雷成眉、雷成财等受一方百姓的期托，为族群生活的生存发展，到新加坡寻求生活的海外市场，以他们的智慧、坚强和百折不挠的精神，终于把事业做大，带出一批批后继者，扩大了华侨队伍，成为我县华侨队伍中的一大亮点。

据1985年县侨情调查统计，从1905~1948年，文成县先后出国华侨人数共计1309人，主要分布在世界五大洲20个国家和香港地区。其中前往亚洲有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朝鲜、印度尼西亚和香港，合计879人，占这一时期出境总人数的67.15%；前往欧洲有法国、意大利、荷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波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典、丹麦共计417人，占这一时期出境总人数的31.8%；其它前往摩洛哥2人；前往北美洲美国8人；前往南美洲阿根廷、苏里南3人。④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两天后，英、法正式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历时6年的残酷战争波及了欧、亚、非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人口卷入，战争夺去了5000多万人民生命，经济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直至1945年“二战”宣告结束，欧洲许多国家疮痍满目，元气大伤，急待恢复。中国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又转入国共两党内战。因此，这一时期，世界形势风云变幻，欧洲各国华侨职业极不稳定，生活处境十分困难，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致使许多华侨纷纷回国，滞留欧洲的为数不多。同时，旅居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也因长年战乱，大部分华侨也都盼望与家人团聚。据统计，这一时期，全县回国华侨共计798人。而县境出国人数锐减，1940年至1945年“二战”期间的6年中，县境出国仅17人，其中1942~1944年，每年出国人数各1人。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县境出国42人，回国无几。⑤故此，20世纪四十年代是文成人移民海外低潮期。

第二个时期（1950-1984）是文成华侨产业发展壮大期

新中国建立和中国改革开放是世界性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新转折，是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49年，新生共和国在严峻的国际背景和阴霾笼罩下，遭受到西方国家极力的经济封锁、禁运，甚至颠覆。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对朝鲜的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同时，派出航空母舰阻挠台湾统一，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更甚的是西方国家极端仇视中国人民，以“渗透”为由，阻挠中国人口流动。凡此种种，国际形势发展对华侨出国阻力很大。尤其是1966年开始，中国又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侨务工作遭到干扰，“海外关系”被视为“怪物”，其时很少有人申请出国。据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统计，1967~1969年，全县只有4人被审批出国。整个“文革”十年，全县审批出境华侨218人，绝大部分都是1971年6月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规定》后，才有机会获得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移民门户敞开是二十世纪80年代初。据统计，文成从1979年至1984年的6年间，全县出国人数猛增2358人，平均每年约有393人出境。当时，移民流向主要集中于法国和荷兰。直到80年代中后期，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相继出台对入境非法移民实行“大赦”，即允许已经进入本国境内，但尚未得到合法居留权的外国移民经过一定审核手续之后，可以从“非法”转为“合法”。由于这项政策的导向，致使文成、青田等县新移民纷纷以“家庭团聚”、“财产继承”、“餐馆劳工”以及“旅游探亲”为由，兴起新一轮的“出国潮”。

随着新移民潮持续时间长，欧洲华侨人口基数大幅上升，华侨社会人口结构更朝着有利实业型稳步发展。有相当一部分华侨以有限的技艺，纷纷开设家庭经营式的中餐馆和简易快餐店，并且味道奇美、价格适中，大受西欧人的青睐。因此，欧洲中餐业的发展成为新移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其数量呈明显增长。尤其在“唐人街”沿街各处都挂满五颜六色的中文招牌广告，热烈地烘托出豪华街区浓郁的中华文化氛围。⑥除此以外，许多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老华侨也开始经营进出口业和贸易商行，并从品种、数量到质量蒸蒸日上。他们利用当地资源，进入当地经济圈求取新的发展。

据1984年县侨情调查统计，全县1949年至1984年先后出境的县民共计2828人，分布在世界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前往欧洲各国2767人，占同期旅外总数的97.8%。其中前往荷兰华侨1284人，占这一时期移民总数的45.4%；前往意大利741人，占这一时期移民总数的26.2%；前往法国有605人，占这一时期移民总数的21.4%。⑦可见，欧洲各国已成为吸引文成籍移民群体的主要国家。这一时期县境华侨的资质及创业胆略与第一个时期移民比较，具有三个不同特点：

一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积累的新鲜经验，新移民具有新意识、新观念和新的市场理念，使之成为他们在异国创业的社会资本，并迅速走上异域创业之路，家族经济集团竞相形成。例如，玉壶镇旅意第一代老华侨胡允迪先生。他于上世纪30年代赴欧洲创业，历尽坎坷，备受艰辛。但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百折不挠的精神，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拼搏奋进，终于在皮革业和餐饮业上形成胡氏家族经济网络，被誉为“文成侨界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家族”。二是党的侨务政策落实。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大陆出国潮几乎与改革潮同步发展；出国热与原居住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几乎并驾齐驱。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移民心态是“中国大陆生活虽然可以，但欧洲的生活更好”；“现在我们虽然比以前有钱，但如果去了欧洲，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县境移民潮形成所具代表性的“去欧洲”动机。三是文成华侨经济发展形式开始形成新走向，经济整体实力不断增长。通过家族集团聚集分散力量，注入时代精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科学化的经营管理与新式的生产以及连锁店形式。使产业经营走向现代化、多元化。

因此，国际国内的大背景造就海外华侨产业转型、呈现出与老一辈截然不同的海外生存、创业、发展空间。一大批“文籍侨商”抢占商机，进入当地国经济圈，捕捉西欧转型后市场特点和需求，投资创办企业和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迅速走上异国创业之路，成为华侨富商。

第三个时期（1985-    ）是文成华侨现代经济重大发展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各国壁垒基本消失，政治斗争变换了形式，转移了领域，经济和民间的交流障碍减少，自由贸易得到发展，跨国投资、融资空前活跃，人口流动空间扩大，致使文成人出国高潮形成。在海外创业成功的华侨也都回国带领家属出国团聚，出现多代同居，男女同行，筑室安家的现象普遍化了，实现了女性较彻底的解放。尤其女性在海外扎根，参与创业经营，承担家庭产业各项事务和生活杂务，能量得到释放，极有利于海外生存、创业、发展和实力、地位的提升，改变了华侨社会整体面貌，使华侨社会文化的继承性和纳新性得到结合。

欧洲是近代文成籍华侨的最大侨居区和经济活动舞台。改革开放后，文成华侨的职业和产业结构改变了单一状态，向多元化、高层化发展。发生这一变化，是由于国际国内提供了更加的市场需求和新的机遇；华侨自身的资质超越了前辈得到了提高；又进一步发扬展拓精神，具有更强的创新和兴业能力。1985年，我县著名侨领胡志光、董志林、胡允革、胡允央、胡沪生、胡志敏等一批旅荷华侨新劲旅的带领下，各大国际性经贸集团相继建立。据1998年不完全统计，文成华侨在欧洲规模较大，经济实力较强商贸企业有20多家。一户办多家连锁餐馆非常普遍，皮革业、服装业实行工场制作商店网点销售连锁经营，利润空间一再扩大。这一时期，许多文成华商富裕程度快速达到中产阶层，甚至成为巨富，而且出现一批行业领军人物。例如：旅荷侨领胡志光，玉壶镇中村人。1962年赴意大利创业，于70年代在荷兰开设“向阳酒楼”。1980年当选第五届旅荷华侨总会会长。1991年创办“荷兰——玉壶国际贸易进出口公司”，在温州开设办事处，出口对虾、调味品、丝绸服装、工艺品等，三年出口欧洲的商品货值116.73万美元。然后又与周守局、胡建树、胡志敏等人联合创办“荷兰华人经济股份有限公司”，把温州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1994年当选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第四、五届主席，1996年被选为全荷中文教育基金会主席，并为荷兰的中国饮食业作出杰出的贡献。又如，南田二源淡阳旅荷华侨董志林，1981年移居荷兰后，创办荷兰神州医药中心，几经努力拼搏，现已成为目前欧洲规模最大的一家集医疗、研究、教学和中草药、中医器材进出口贸易为一体的中医机构。1995年投资80多万美元，在阿姆斯特丹唐人街发展，兴建了1450平方米的神州医药中心总部，于同年10月开业，并当选为荷兰中医药协会首届会长，得到中国卫生部中草药管理局的关心和支持，被视为中国传统医学在海外发展的“模式”，受到荷兰卫生部长致信祝贺，成为传播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西进”的典范。⑧

由此可见，我县华侨九十年代以后迅速转型，建立起规模不等的商店、商场，有的注册成立从事进出口及转口批发的大中型贸易公司，批销商品，并在经营管理、拓展事业的速度已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广度和深度，形成强势经济。从而改变了过去个体和家族模式，向股份有限公司、连锁店等现代企业经营模式转变，华侨经济开始走向多元化和跨国化，产业和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大幅增长，进而向国际市场进军，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企业。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国与中国实现战略伙伴关系正常化的发展趋势，这为海外华侨华人营造一个政治更加宽松的活动空间。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文成华侨职业结构的变化更为明显。许多具有创新理念的第二、三代华侨开始重视子女教育，培养他们进入世界名牌大学，提高作为移民的社会地位。因此。华侨传统重视积蓄添置产业的观念淡化，逐渐转向对子女进行智力投资，形成向着医生、律师、会计、工程师等更令人称羡的职业发展。例如：玉壶镇旅意华侨、米兰文成同乡会名誉主席、米兰第一中文学校校长胡光绍先生以敢于天下先的精神，用心用情成功培养四个子女出类拔萃，分别融入意大利主流社会，占据了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高级职位。尤其是胡先生儿子胡旦怡在取得意大利律师资格证书后，于2008年3月18日在米兰其姐胡夏怡开办的首家华人会计师事务所的房产内正式挂牌开业，成了意大利有史以来第一家华人律师事务所。近7年来，热忱服务于华人，为大家排解和解决了法律上的各种疑难和经济上的纠纷，为维护华商的合法权益作出不懈努力，并取得良好的成效，赢得了华人社会的好评。

一百多年来，文成华侨的个性与产生她的特有地缘环境、历史背景和人文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他们中的先行者大多数则出身于贫困潦倒、少文化教育背景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其发展历史呈现阶段性，地域相对集中的态势。他们凭着艰苦创业、敢于拼搏的精神，逐渐从低层次中迅速浮升，进入世界华侨华人主流之中。文成华侨从产生到发展的三个时期，改革开放是转折点，是改革开放给文成人出国带来空前的机遇。在全球一体化大势下的市场导向成了新时期文成移民海外强大驱动力，从近及远，扩大活动空间，形成多重心化，使文成华侨经济整体实力不断增长，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经营领域不断拓展，使华人市场本身容量相应扩大，形成新的企业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国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让外国人成为中国公司的雇员，在华侨经济发展中受益，从而翻开了中国华侨创业成功的崭新一页。

（作者：文成县华侨文化研究会 王庆霖）

参考书目：

1、“表一”资料来源文成华侨史料整合列表。

2、“表二”温州华侨史第88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

3、周望森著《浙江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

4、王忠明编《文成华侨历史资料》县归国华侨联合会，1985年。

5、《文成华侨志》第3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6、李明欢著《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7、王忠明编《文成华侨历史资料》。

8、《文成华侨志》，第176页、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