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侨乡,顾名思义,地处浙南山区。
浙南侨乡的形成经历了几百年的漫长过程。最初,浙南侨乡就是文成县、青田县、永嘉县、瑞安市和温州市瓯海区的结合部,大约一百平方公里的区域,其核心区为青田山口镇、方山乡和文成县的玉壶镇等地。经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改革开放两次出国潮的冲击,浙南侨乡迅速扩大,已波及到温州市及其所属的市县和丽水市所属的青田县的大部分地区。
浙南侨乡现有华侨华人约有六十万人,分布在世界六大洲(除南极洲外)100多个国家,其中80%以上在欧洲,约50万人,主要聚居在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德国、葡萄牙、奥地利、希腊、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等国家。国内归侨、侨眷80多万人。据我国南方五省二十个城市储蓄排名,目前青田县有银行存款280多亿元,排名第一,文成县105亿元,排名第十五位。二个侨乡县榜上有名,充分说明 了侨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据估计,其中侨资储蓄占70%以上。华侨捐建基础设施,如学校、教学楼、医院、影剧院、旅游设施、公路和桥梁遍布浙南侨乡。
从自然环境来看,浙南侨乡的形成,与山、江、石三个字有关。一是山。据青田县志记载,“青田境内多山,号称九山半水半分田”。人均水田不及半亩。穷山恶水是造成青田贫穷原因之一。文成县也一样,俗称“八山一水一分田”。浙南地区地理特征是山多田少,宜耕之地更少。历史上,粮食作物以红薯为主,经济作物以靛青为主。由闽西客家人带来的靛青是一种天然染料,随着外国化学染料的倾销,靛青市场逐步消亡。二是江。一条瓯江穿青田县城而过,直达温州。它把浙南侨乡和大海连接起来。1876年温州港辟为对外开放口岸,从此瓯江成为浙南人出国的大通道,同时瓯江也成为西方文化传入浙南山区的媒介。三是石。青田叶蜡石虽不及玉石,但开采历史悠久,适宜雕刻,加上工艺日趋成熟,价格低亷,自华侨把石刻制品销往欧美等地后,青田石刻声名大振。有比较一致的说法,浙南侨乡起源于青田石刻。
从人文环境来看,浙南侨乡的形成,与丰富的浙南侨乡文化相关。简要地说,浙南侨乡文化是土著文化、中原移民文化和泉州、温州海洋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
近几年,在瑞安、平阳、苍南等地相继发现“石棚墓”,从出土的印纹陶等文物来看,属于商周时期的墓葬。这就证明了商周时期,浙南大地已有土著存在。至春秋战国时期,浙南地区仍未被文明社会所开化。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92年,即汉惠帝时期,朝廷正式册封驺摇为东瓯王,建都东瓯(现称温州)。司马迁认为,驺摇为夏禹、越王勾践之后裔。也就是说从西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浙南地区开始进入文明社会。此前居民都属土著范畴。
浙南居民的大部分是北方中原地区的移民,有直接迁移来的,但大部分是经福建、江西等省辗转而来的。自西晋“永嘉南渡”至唐宋元明清以来上千年,大规模移民从未间断过。中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移民把中原古老的农耕文化和道家思想移入浙南大地的同时,把移民基因的种子留传给子孙。
浙南移民多数间接来自福建。据民国[瑞安县志稿 氏族门]记载,从唐至清迁入瑞安始迁祖有明确迁入年代和迁出地的移民共106姓397支,其中有10支以上的姓氏有陈、林、张、黄、吴、察、李、郑姓。唐代迁入瑞安共11支,其中迁自福建8支,浙江2支。五代共迁入25支,其中迁自福建19支,浙江3支;宋代共迁入68支,其中福建43支,浙江20支;元代共迁入40支,其中来自福建17支,浙江21支;明代共迁入152支,来自福建84支,浙江65支;清代迁入101支,来自福建18支,浙江82支。从福建汀州(今属龙岩市及所属县)迁来的移民,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带来了传统种植业靛青。后来成为浙南一带龙头经济作物。至今还留下了“靛青山”的地名。从福建漳州、泉州一带迁移来的移民也不少,他们带来闽南话,讲闽南话的子孙现在还不少。如青田山口镇小平坑村居民至今还讲闽南方言,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泉州的海洋文化。
中原移民文化、浙南农商文化和泉州温州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造就了浙南侨乡文化。
浙南侨乡文化的主要标志和内涵是:悠久的移民传统文化、一肩挑的农商文化、青田石文化和敬祖归宗的习俗。
一、 悠久的移民传统文化
近代浙南国际移民始于何时,确切的时间已很难考证。现有资料大致如下。
据民国24年(1935)英文版[中国年鉴]记载,“早在17、18世纪之交,不有少数国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经商,初期前往者以浙江青田籍人为多,贩卖青田石制品。”从这则记载来看,300年前,青田人已经前往欧洲做生意。”这是独家之言,迄今为止,仍找不到佐证材料。无论如何,当时青田人出国在三十年代已引起媒体和国人的广泛的关注。这则记载的真实性和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不妨设想,中欧丝绸之路的艰险也绝不亚于这条“石头之路”,路是人走出来的,西伯利亚一带早就有人居住。所以几百年前从陆路穿越西伯利亚不是不可能的。
据[华侨经济年鉴记载:“清光绪年间,到意大利定居最早为湖北省天门人及浙江青田人,前者贩卖纸花,后者贩卖青田石。”]
1798年(清嘉庆三年),青田山口镇陈半山村留国云携石制品东渡日本销售,距今206年。
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前五年,即同治三年(1865年)方山乡杨灿勋携石雕,绕好望角到达英国;
1888年,山口村著名石雕艺人林茂祥远适美洲,不数年,长次令嗣先后遍历五洲,所谋皆遂,自是闻风继起踵相接。(录自林茂祥墓志铭)。
1878年(光绪四年),山口傅廷奎坐汽船越东海、经日本、北沿千岛群岛和堪察加半岛、穿过白令海海峽到阿拉斯加,南下加拿大、再到美国西海岸旧金山。
1905年,文成县东头乡黄河村胡国恒跟随青田县汤 乡山炮村高樨北到欧洲贩卖青田石,之后他们又到阿根廷谋生。
1909年,青田叶廷芳带着青田石雕和刻刀从满洲里出境,横跨西伯利亚,边卖边走,历时两年到达法国巴黎;
从早期华侨出国资料来看,山口留国云应是近代浙南侨乡出国第一人。当时出国基本上是处于自发零星的状况。华侨批量出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第一次出国高潮,改革开放后三十年(1978一至2008)是第二次出国高潮。
近现代浙南侨乡出现的国际移民潮是近千年古代移民的继续,是移民传统文化传承的结果,唯一不同的是国际移民与国内移民的区别。
据葛剑雄教授[移民与中国:从历史看未来]一文中指出,“在秦国灭六国之初,秦国统治的疆域还没有到岭南,连今天浙江省的南部和福建省也还没到。”在春秋战国时期,浙南地区基本上仍是未开垦的蛮荒之地,虽有少量断发纹身的土著的存在,但尚未进入文明社会。大约自秦汉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北方移民才逐步南移,先后来到浙南大地,浙南才得以开发。据统计,归根结底,浙南人基本是北方移民的后代。现以侨乡玉壶镇的开发历史,来看其移民的脉络。
文成县玉壶镇与青田县相邻,地处浙南侨乡的核心区域,现有华侨5万多人,其中“胡”姓过半,约有2万多人。据记载,北宋雍熙四年(987年)玉壶“胡”姓迁自平阳昆阳镇。昆阳的胡姓来自铁岭(非辽宁铁岭),据查铁岭是历史地名,位于闽西。历史上有“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之说,是指西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原汉人大规模进入福建,入闽主要有八姓,指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可见胡姓是西晋时从中原南迁福建的。这些人被称为“客家人”。因为是后来者,多居住在偏僻山区,养成吃苦耐劳、坚韨不拔的性格。他们象欧洲吉普赛人一样,随处而安,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不利生存,就会迁移他方,他们身上的移民基因就会起作用。
综上所述,浙南侨乡大规模的国际移民与悠久的移民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
二、 一肩挑的农商文化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讲了一个三十年代在欧洲亲身经历的故事。1937年的夏天,一位在英国留学的青年从伦敦到柏林去和他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他们的房门,是一个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乡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可是兄弟俩中的弟弟吃惊地发现,他竟听不懂这位不速之客口中喃喃而语的中国话。只见来人极有礼貌地鞠了一个躬,然后打开手提箱,里面全是日用小百货。弟弟明白了,来人是希望他们买东西。上门推销的小贩走后,,哥哥告诉弟弟,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不少城市中,这样的小生意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温州、青田一带。弟弟这才明白,他刚才听不懂的中国话其实是温州话。半个世纪后,这位弟弟年逾古稀,来到温州的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目睹琳琅满目的纽扣,顿时勾起了他对半个世纪前柏林那个夏天的回忆。三十年代那位华侨的小商品和这里小商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位大学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费孝通。他在温州终于发现了 “小商品,大市场”经商模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桥头的小商品和柏林华侨的小商品是一脉相承的。浙南的小商品是浙南农商文化的精髓。
农商文化的特点是农民与商人、老板的轻松转换。一边是农民,一边是商人,一边是商人,一边是农民。在浙南,因为人多地少,为了生存,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这是很自然的事。在乡间小道,大路边,时常听到“货郎担”吆喝声。有卖水产的,有卖糖果的,有补铁锅的,应有尽有。
这就不难理解,浙南的农民,到了欧洲一夜之间就变成商人、老板。为什么华侨老板这么多?这么浓厚的经商意识来自何方?
800年前的叶适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南宋叶适是瑞安人。他提出了“利义统一,经世致用”的学说,史称“永嘉学派”。“功利之学”否定了“士农工商”的四民观和“重农抑商”的本末论,提倡“工商皆本”的思想,阐明了经商赚钱天经地义,毫无羞耻之心。
浙南的客家人也接受了这个学说。叶蜡石算不上宝石,但在青田人的手中玩到了欧洲,甚至全世界,真是玩到极致。如果缅甸的翡翠出产在青田,那全世界的珠宝市场就会掌握在青田人的手心中。
农商文化是草根文化,当它走出国门,华侨商人的商业舞台就是整个世界。近年华侨商人遍布世界,为中国的外贸出口撑起了半边天。
在欧洲北美有许多“唐人街”和“中国城”,荷兰鹿特丹的唐人街长不及1000米,但两端有两座中国式牌楼。在意大利普拉托市,可以说是座“中国城”,经营服装公司的老板基本上是中国人。当初,普拉托的公司老板都是外国人,工人是中国人,现在老板和工人已互换了位置。这种现象也许是一种新的动向。
浙南侨乡80%华侨的分布在西欧各国,这是一个明显的特点。现在欧洲华侨到底有多少公司做进出口外贸生意,很难全面精确统计。据[青田华侨史]的资料,截2000年,青田华侨华人从事国际贸易有一万人,年营业额约30亿美元。华侨、华人从事国际贸易已经撑起我国外贸出口的半边天。
三、青田石文化
据有关史料记载,六朝时就发现了青田石,其学名叫“叶蜡石”。 在宋代以前,青田石用于制作文房雅具及文人所用的图章,小件玩耍之物,如小石猴、小石猪就是代表作。浙江博物馆就收藏了六朝时期的四只小石猪。开始时默默无闻,到了清朝,石雕技艺已十分成熟。清乾隆年间(1736——1795),有一件石雕作品[三脚狮香炉],就采用了镂空技术。清咸丰年间(1851——1861),有一件作品[五福临门],采用高浮雕手法,造型更生动。石雕工艺品名气越来越大。
从青田石的发现,到制作小件玩具,再到精致工艺品,到出口商品,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把人的创作灵感和石头结合在一起,终于创造出了一种“石头文化。”
在侨乡曾流传一个美好的传奇故事。有一个青田人忽然异想天开,担着一担青田石雕,由温州来到上海,想赚几个钱以维持生活,结果很不得意,后来不知怎的竟由上海飘流到欧洲,就在初到的港口的道路旁,把石雕排列开来。欧洲人从来没有此类东西,有的也被唤起好奇心。这样一来,不久他便发了点小财。这个消息传到家乡,大家群相效仿。就这样开创了青田人出国经商的道路。
青田石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其文化广泛的传播,广大的浙南华侨在国外取得成功的巨大影响。
1853年青田石雕参加南美的洛易赛会首次展出并获奖;
1900年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青田石雕参展获奖;
1904年,清钦差大臣陈琪率亲友林著斋、傅廷奎等二十多人携石雕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获特别奖;
1915年美国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石雕艺人周芝山[梅鹤大屏]等作品获银牌奖;
青田石雕多次在世界博览会上获奖,因此闻名于世界。
1893年,青田陈元丰等三人从海路到达法国,后来又到瑞士当流动小贩,历时三年,一共赚了1000多两银子,引起了同乡人的羡慕,并仿效之;
青田县鹤城镇归侨刘汉清,生于1910年,1929年出国,起初在意大利提货叫卖,后到德国开批发货行,获利甚丰,1935年带回1万银元,购房二间半,娶妻成家。1936年再度出国,到波兰开橡胶工厂,1947年回国,同样带回1万银元。正是这种经济收入的巨大反差,产生了轰动的出国效应。
浙南侨乡的形成,与青田石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浙南移民传统文化、农商文化与青田石文化相互作用、碰撞融合,形成了浙南侨乡文化。“青田石雕”出在青田,引发青田人出国。所以“青田石雕”和青田石文化是浙南华侨出国的催生剂。
四、 敬祖归宗的习俗
浙南居民族群观念比较浓厚,敬祖归宗的习俗比较盛行。
浙南侨乡有些村落已空无一人,有的委托亲戚看守祖屋。但许多祖屋仍在翻建,有的建成豪华别墅,有的建成欧式洋房。既然不居住,为什么还要翻建呢?侨胞认为,祖屋是祖宗基业,出卖祖屋就是不孝子孙,虽空也要保留,是永久的历史纪念物。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是华侨不忘本的体现。清明回乡扫墓是华侨一件大事,如不能亲力而为,也要委托亲友代管祖坟,代办祭事。侨坟是华侨的根,保护侨坟是涵养侨务资源的大事。
浙南一带,有修族谱的习俗。移民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后,生产发展,生活安定,头等大事就是不忘自己的祖宗。他们便着手编修族谱。“文革”时期,许多族谱被当作“四旧”扫荡一空。改革开放后,编修族谱在民间盛行。许多族谱成为编写地方志不可缺少的素材。
修祖祠又是浙南侨乡的一种习俗。在浙南侨乡玉壶胡姓就建有十座祠堂。差不多每姓都有祠堂。来自中原的道教在浙南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家人去世,要做几天道场;大门口挂符 ,能防病消灾;崇拜祖宗,能保佑子孙平安。除道教外,还有本土的儒教,印度传入的佛教,欧洲传来的耶稣教等宗教信仰。本土的还有崇拜妈祖的,玉壶镇有个天妃宫(现已拆了),里面的天妃娘娘就是妈祖。
敬祖归宗的习俗和强烈的族群观念也来自中原地区,北方是道教的发源地。有悠久历史的道教,随着移民的到来而移植到浙南大地是不足为奇的。
浙南华侨有爱国爱乡传统,其源头就在族群观念。树有根,水有源。氏族观念,乡土观念,国家观念,一脉相承。亲不亲,故乡人。在国外,不管北方人,还是南方人,统统是中国人。
浙南侨乡文化是多元文化,由土著和移民在浙南大地上共同创造的乡土文化,是上千年的移民传统文化和本土的农商文化和青田石文化相互作用和融合的结果,浙南侨乡文化孕育了几十万华侨。浙南侨乡文化是我国和世界文化宝藏中的瑰宝。
浙南侨乡为什么出现在浙南山区,而不是在浙江别的地方?答案只能在浙南侨乡文化中去寻找。(文成县华侨文化研究会 夏昌勇)